启蒙精神的批判与坚守

人大哲学教授张志伟老师在《启蒙、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复兴》(2018)一文明确提出:启蒙是现代社会的理念基础,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有其合理性,但是今天的问题并非都是由启蒙或现代化造成的,中国的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,现代化事业也在进行中。再次前提下否定启蒙,以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是危险的。启蒙是不可超越的,不可能不经历启蒙而走出健康的现代化之路。“启蒙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基础,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条件”。

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观点,当然值得思考的是,为何这种理性的观点在中国不是主流,或者说稀里糊涂地批判西方文化、复兴传统文化成为主流,对启蒙精神的漠视和放弃成为现实?

如果按照康德的观点来回答,就是:当前国内的很多人是“不成熟的人”。康德认为,一个有理性并且能够不受限制地作理性思考的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人,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的前提条件就是自由。因不自由而不理性,是不成熟的人的原因,而没有自由和理性,则是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。要成为成熟的人,则社会必须经历启蒙。

在诸种文化中,只有一神教才能产生文化独断和独尊的要求。

赵汀阳论述了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,即对他者文化的敌意。而这种文化心态是基督教的本质特征。基督教是独断排他的一神论。

按照许成刚的解释,共产极权实际上是存在基督教的基因,是一种变形的独断排他的意识形态。中共继承了马列的独断论意识形态,放弃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态度。她不是西方普世主义的对立面,而是它的现代变种。

不过中共的外在表现发生变化,它开始融合传统,以和作为口号,这是如何发生的?是真的还是假的?

在被现代西方“普世文明”启蒙之前,其他地方就被认为一直是蒙昧的;在被共产主义解放之前,其他地方的历史就被认为一直是黑暗的;在实现民主之前的社会也一直都是苦难的,如此等等。

赵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极权性质。